〈不割蓆的神學反省〉
作者:陳韋安
#五千字長文慎入
「不割蓆」,乃是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重要口號。
汲取了2014年佔領運動「和理非」與「勇武」之間內鬥的慘痛教訓,香港人明白同盟合作對整體運動的重要性。因此,反送中運動出現「不割蓆」的口號。或者,我們當中不少人也曾經歷過香港人團結的力量:一百萬人大遊行、二百萬人大遊行、圍城人鏈等等。
本文不是要為「不割蓆」寫上任何神學根據。相反,我嘗試從基督教神學的角度分析「不割蓆」這概念,從而反思它的政治效能,並提出一個更值得推崇的神學政治社會學概念。
I. 「盟友」與「不割蓆」
先從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說起。德國政治思想家卡爾·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一文定義「政治」一詞:「政治的特殊區分,就是政治行動與動機指向的,是一種「明辨敵友」的過程」(Die spezifisch politisch Unterscheidung, auf welche sich die politischen Handlungen und Motive zurückführen lassen, ist die Unterscheidung von Freund und Feind)。這政治概念清楚明顯反映在過去半年香港的政治運動之中——無論是警察或抗爭者、政府與羣衆、藍店與黃店,敵人與盟友之間的界線是非常明顯的。
因此,在這「明辨敵友」的過程中,「不割蓆」成了政治運動的重要基礎。因為它有助穩固政治陣營的力量,也是政治過程(die Politische)的根本。不過,隨着抗爭運動的發展,意見分歧是無可避免的——分歧可以是對暴力的認受程度、可以是抗爭路線的不同、可以是對黃色經濟圈的理解。任何議題都可以出現分歧。雖然有人提出「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多元說法,但隨着抗爭運動失去了它的動力(momentum),起初的團結力量開始逐漸減退,再而衰,三而竭——政治盟友之間也開始出現分歧。「割,還是不割?」This is the question。
誠然,「盟友」與「不割蓆」似乎是雞與蛋的問題。在政治過程中,究竟兩個人是基於「盟友」而「不割蓆」,還是因着「不割蓆」而成為「盟友」呢?我的看法是前者。「不割蓆」從來都是一個盟友間的政治共識。假若施米特的看法正確——政治就是「反對敵人」與「支持盟友」的過程的話,「不割蓆」其實是「支持盟友」的取向。「不割蓆」成為了政治共同體的嚴守原則:無條件,也無需理據,總之就是不割。「核爆都唔割」正是這道理:因為我們是「手足」,因此「核爆都唔割」。
不過,我認為,這種建基於政治盟友的「不割蓆」仍然是脆弱的——因為它完全建基於「盟友」的概念。當「不割蓆」建基於盟友身份,它的成效也完全建基於盟友身份。一旦彼此不再是政治盟友,「不割蓆」就不再是必然的政治選項:「黃絲」與「熱狗」之間就是如此。只要辨清彼此不是政治盟友,「不割蓆」就不存在。借用新約中文和合本聖經的說法,這就是所謂「結黨」。派系分裂重新定義「敵人」與「盟友」的身份,黨爭更催化「反對敵人」與「黨友團結」的力量。
寫到這裏,心裡有點感嘆——記起「中國人是一盤散沙」這句話。我想,假若香港人不太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話,我們就需要在「團結」這事情上,不太像中國人。在此,我認為,香港人的政治團結,只靠「不割蓆」是撐不住的。
為甚麼?「不割蓆」是一個否定概念。 不割蓆是「無為」。沒有行動。然而,基督教倫理從來都不是沒有行動。好比孔子《論語》與耶穌登山寶訓之間的差距。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一種無為倫理。無為倫理最好的結果只是沒有任何(不好的)行動。不過,耶穌的教導卻不只如此:「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太7:12)。耶穌教導門徒要主動的締造善行。因此,前者是被動的否定,後者卻是主動的愛。
II. Solidarity
所以,基督教倫理要求的團結超越被動的「不割蓆」,而是擁有更深層次的 Solidarity(容讓我先不給予中文翻譯)。從字義的角度來看,solidarity 源於法文 solidarité,以及拉丁語的 solidum 或 solidus,有堅固之意。不過,solidarity 卻比較難找到中文的對應詞彙,雖然大部分人將 solidarity 翻譯為「團結」。
不過,中國人的「團結」概念與 solidarity 所描述的不太一樣。中國人的團結是怎樣的意思?或許我們小時候耳熟能詳的比喻給予我們暗示:一雙筷子易折,十雙筷子就不易斷。這是中國人對「團結」的理解。筷子的比喻告訴我們怎樣的團結觀呢?它強調羣衆的聚集、羣衆的總和、羣衆的巨大。不過,這比喻卻似乎忽略了羣體的內在關係,也沒有闡明羣體內在的相互行動。事實上,無論是中文詞彙的「團」或「結」,它都只強調一種比較靜態的羣體狀況,彼此之間可以沒有任何實質瓜葛——極其量只是「不割蓆」的無為,或「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分工。
西方社會所提倡的 solidarity 卻不僅如此。事實上,solidarity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學用詞,solidarity 的團結精神可以翻譯為「社會連帶」、「社會團結」、或「休戚相關」。它強調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守望與幫助。或者,我們可以從法國猶太裔社會學家艾彌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說起。涂爾幹於十九世紀末寫了一部社會學的經典《社會分工論》(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solidarité 在他的論述中是一個描述性概念,它描述社會不同時代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精神——機械團結(Solidarité mécanique)與有機團結(Solidarité organique):
A. 機械團結是基於社會的同質性(homogeneity)。機械團結傾向出現於古代社會或小型社會。由於傳統社會中個人意識與社會意識不可分割,社會上的個體離不開社會的整體,導致個人的宗教、生活方式、思維都比較一致,因此比較容易導致「機械連帶」。
B. 有機團結卻描述較大規模的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相互依賴的集體意識。涂爾幹認為,當社會發展到某個規模,機械團結就會被有機團結所取代,人在社會上不可能獨自生存,社會上的人需要藉着社會上的分工(division of labor)來,從而發展出像人體器官一般的團結性。
因此,西方社會的團結觀非常強調社會羣體內的互動與互助。不過,正如先前所說,涂爾幹對社會團結的概念只是一種描述性概念。問題是:如何促使社會導致如此美好的團結精神呢?這卻是問題的核心。回看過去香港的抗爭運動,甚至香港社會的政治撕裂,究竟社會如何孕育出一種政治性或社會性的連帶精神?正如前文強調,基督教的倫理從來都不是被動、無為的。因此,如何能夠超越被動、空泛、無為的「不割蓆」,從而實踐出一套有力、有效、主動的社會團結——這正是基督教倫理必要思考的政治神學課題。
III. 羣體的自私
承上文,西方社會學的社會團結(Solidarity)強調彼此連帶、互相守望、互補不足的羣體力量。這團結精神在政治上往往產生巨大的力量——它可以叫某政治選舉候選人獲勝、柏林圍牆倒下、二百萬人上街、促成黃色經濟圈等等;不過,它也可以醞釀出可怕的文化大革命、滅絕猶太人、或者 721事件。
因此,俗世的政治團結成為了威權政治首要操控的力量。這力量能夠推翻政權,也能維護政權。因此,無論是政治個人崇拜還是政治宣傳(propaganda),政權通過各種不同手段,操控人民的力量成為一種維護政權的團結力量。誠然,人民力量(power of people)一直都在,只需要政治團結把它釋放出來——能夠被操控的政治團結成了維護政權穩定的最大支持;相反,被釋放的政治團結卻能導致革命!
其中,最能夠促進政治團結的手段,乃是共同的敵人(common enemy)。這是不變的政治格言:「敵人的敵人是我的朋友」(The enemy of my enemy is my friend )。所以,俗世的政治團結,往往是一種內聚性的團結力量——與其說是「團結」,倒不如說是「共敵」。民族主義(nationalism)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民族主義本來強調民族內在的團結精神,不過,當它成為仇恨其他民族的排外力量時,它的團結就成為了可怕、無處不在的毀滅勢力。因此,為了維護國家穩定,威權政治不斷在社會製造敵人(無論是外國勢力抑或批鬥對象),或者建立羣體的民族或國家榮耀與自豪感。
正如開首所提及,政治(die Politische)乃分辨友敵的過程。因此,俗世的政治團結——無論是不割蓆精神、黃色經濟圈、罷買國產貨等等——其實都是不斷鞏固內在政治團結,不斷製造政治敵人的過程。兩者不斷循環。
一個很有趣的發現:中文和合本所翻譯的「結黨」(ἐριθεία),原文其實解作「自私」。譬如說,保羅在腓立比書中勸勉腓立比羣體「凡事不可結黨」,經文本來應譯作「不可自私自利」。不過,和合本的翻譯卻巧妙地強調了整個羣體的自私現象。因此,無論是結黨、黨爭、派系鬥爭抑或民族主義——各種類型的政治團結,其實都成為了保羅批判的對象——我稱之為「羣體的自私」(ἐριθεία)。
「羣體的自私」也是「羣體的團結」。
任何俗世的政治團結,假如它的力量只是基於對外敵的仇恨,抑或建基於羣體某種內在的同一性,這種團結精神最終只會導致出兩個後果:一、要麼這團結力量因羣體內成員間的意見不一遭到瓦解;二、要麼它演變成為一種極度可怕的排外力量——羣體團結所產生的彼此連帶、互相守望、互補不足,最後成為基於羣體利益的「羣體自私」。 我強調,羣體自私乃人類最可怕的自私!因它不只是欠缺愛心的無為,它更可造成極具破壞力的毀滅力量——卻以「團結互助」的虛假外貌來造成極度可怕的惡果。
IV. 基督教的團結精神
其實,與其說西方的「社會團結」(Solidarity)是社會學概念,倒不如說它源自植根西方社會的基督教精神。或者,我們可以先從「天主教社會訓導」(Catholic social teaching)說起。所謂「天主教社會訓導」,就是天主教會在這一百年來,從1891年歷任教宗針對各時代社會問題而頒佈的通諭及公函的統稱(例如資本主義、消費主義、世界大戰、軍備競賽等等)。
簡單來說,天主教社會訓導有四大原則:人權原則、公益原則、團結原則以及互補原則。其中「團結原則」就是我們所講的社會團結。不過,有時候天主教的 Solidarity 被翻譯做「共濟」。但是,共濟的「濟」會讓我們產生錯覺,讓人以為它只是與賙濟或慈善有關。其實,天主教的社會團結不只強調對貧窮人的幫助,它更深層次地表達出基督信仰最重要的社會觀念——人人皆兄弟。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1987年頒佈《社會事務關懷》通諭(Sollicitudo rei socialis)如此寫道:「當每個社會中的社會成員視對方為真正的人時,『團結』才能有效的實現。」因此,基督教團結的起始點乃是人類最根本的共同點——人的價值。作為人,沒有一個人可以忽視另一人的價值。這是基督教團結精神的核心。
從創造的角度來看,人的本質已經包含了人類的一體性以及人類的「共人性」(Mitmenschlichkeit)。所謂「共人性」,就是人作為受造物最根本的狀態——人從來都不是獨自一人,而是互相合作、互相補足的「人們」。作為「上帝的形象」(imago Dei),人類成為自我決定(self-determination)的主體,但主體性卻不導致個人主義,而是相反,它暗示了人類在社會多元處境下互相合作、互相補足、互相連結的狀態。正如《社會事務關懷》通諭寫道:「全球『團結』的基本條件是自主和自由的自我抉擇......但是,『團結』同時也要求隨時準備接受為整個世界的團體的益處而作的必要犧牲。」
這正點出了基督教團結精神與世俗政治團結的不同之處。
基督教的團結精神不是建基於任何意識形態——無論是民族主義、共產主義、黃絲、藍絲、共同假想敵,甚至基督教本身,都不是人與人連結的基礎。不過,無疑,以上所列舉的意識形態都容易地把人團結在一起:因為我們是「黃絲」,因為我們是「中國人」,因為我們有共同敵人,因為我們是基督徒,所以我們要團結。但是,這其實是世俗的團結精神。它雖然是團結,卻同時破壞了人類整體的一體性,破壞人類最根本、基礎的團結。正如我在前文章所說,俗世意識形態下的團結精神只會生出仇恨的排他主義——民族的排他主義、政見的排他主義、宗教的排他主義等。
相反,基督教團結精神回到人類最普遍的共同點——人類本身。「人人皆兄弟」。作為上帝的創造,我們,人類,在社會上必需與另一個人連結,彼此補足、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共同生活、休慼相關。明顯地,如此的團結精神與俗世政治的團結非常不同,甚至,它遠超我們對「團結」的理解,因它提倡社會羣體的仁愛(love)、手足情(brotherhood)、寬容(Tolerenz)、階級消除等等。它是一種動態、主動的團結精神。它沒有被世上任何意識形態所支配,相反,卻是世上任何社會美善的基礎。
因此,沒有基督教的團結精神,任何團結只會淪為另一種政治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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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趣的一篇, 現在我非常想收集1900年Sears的目錄, 看看100年前人們購買的衣服, 產品, 其實如果你有注意到, 古著市場很多獵人都熱衷收集老照片, 一部分原因是靠著收集老照片來考古, 並且確認手上商品的年份和資訊. 照片中穿的衣服, 飾品, 小孩子玩的玩具。
不要亂丟書和照片啊!!
全美國1%的GNP, 一半美國家庭都擁有他的信用卡, 到今天被網路購物打敗, 大家不妨一看。
以下一小段取自於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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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爾斯在 19 世紀末以郵購零售起家,接連創造了供貨連鎖管理,商店品牌和信用消費等到今天對全球零售商來說都至關重要的的做法。鼎盛時期,它擁有 41 個自有品牌及 4010 家店鋪,貢獻美國 1%的 GNP,銷售額是排名後四位的零售品牌之和。1960 年代,每 200 個美國勞動者中就有一個在西爾斯工作。1972 年,當它在芝加哥建成全球最高建築西爾斯大廈時,全美一半的家庭擁有西爾斯信用卡,每 4 個美國人中就有 3 個會光顧它的店鋪,比“綠野仙踪”的累計票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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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爾斯的故事是從鐵路開始的。
1886 年,23 歲的 Richard Warren Sears 還是明尼蘇達州紅木瀑布市火車站的一名代理商。他以每個 10 美元的價格從芝加哥批發商那兒買下了本地珠寶商拒收的一批手錶,又以 14 美元的價格,給予只能靠太陽判斷時間的農民,在 6 個月後賺了 5000 美元的利潤。他於是拿著這筆錢成立了自己的商品郵購業務公司。
全美人口只有 5600 萬,分佈在 38 個州。其中,70% 居住在農村,日常這對買賣雙方來說都很痛苦:由於訊息不對稱,消費者能選的商品少且貴;另一方面,零售商連本地需求都很難預測,貨物短缺或庫存積壓是常態。
這種模式在 1872 年由芝加哥人 Aaron Montgomery Ward 首創。你可以把它看成亞馬遜和淘寶的原始版本:透過分發配圖配文詳盡的產品目錄供消費者訂購,既節省開店以及僱傭銷售人員帶來的成本,又能覆蓋廣大卻零散的農村市場。
更重要的是,郵購業務抓住了美國運輸業從水運轉向鐵路的契機:在 1871 年以前,全美一共只鋪設了 4.5 萬英里長的鐵軌;但在 1871 至 1900 年的 29 年間,新增鐵路長達 17 萬英里,5 條跨大陸鐵路也已橫貫東西。
他們數量巨大,而且只購買重要商品和日常必需品,這些商品最容易標準化,也最適合郵購。
但 Richard Warren Sears 是個更擅長營銷的人。比如,考慮到農夫們喜歡把產品目錄疊放在門廊的小咖啡桌上,他會故意把產品目錄做小一號,這樣西爾斯的產品永遠會第一個被翻閱。在遭到地方零售商抵制時,他轉而把各地區的常客變成了產品目錄分發者,並且用縫紉機或火爐獎勵那些吸引來最多銷量的人。與此同時,他還以傳單,廣告和拜訪社區的方式建立消費者對西爾斯品牌的信賴。
在服務上,西爾斯也顯得比著名百貨零售商蒙哥馬利·沃德更願意承擔風險。受益於與各火車站代理商達成的友好協議,它可以提供貨到付款,退款保證以及維修服務,產品目錄上最顯眼就是那句“不滿意就退款” (satifaction guarantee or money back) 。美國政府於 1896 年實施農村地區免費配送 (Rural Free Delivery) 政策後,農民們不再需要跑到火車站去提貨,這意味著免費配送也成了招徠顧客的新策略。
1893 年把公司搬到鐵路運輸中樞芝加哥後,Richard Sears 和合夥人 Alvah Roebuck 共同成立了產品種類更齊全的 Sears,Roebuck&Company。從眼鏡到割草機,從成衣到家具,一本西爾斯它被美譽為“消費者聖經”,而每年聖誕節推出的特別版則有另一個好聽的名字:願望書。
這一切切上去沒什麼新鮮的 — 好用但不貴的必需品,便利的購物方式,優質的服務 — 但卻很有效。1894 年,西爾斯郵購手冊的頁數升至 700 頁,商品總數超過 6000 件,但價格卻只有普通店舖的一半。這一年,它的銷售額超過 75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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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祝願盧牧師因為他的宣講,能在他的主(習近平)面前蒙恩,得到(北京)天上的賞賜。
(按:本文經盧龍光牧師加以修改及補充,以取代之前的版本。)
【2月21日培靈會】
盧龍光 --《上帝的愚拙與智慧!》
紀錄:Emily Wong
第三屆神學路思神學培靈研經大會「一個時代的誕生」最後一場培靈會,於2月21日晚上假觀潮浸信會舉行,主題為「上帝的愚拙與智慧!」,由前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及前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教會會長盧龍光牧師主講。盧牧師透過剖析哥林多前書1章,帶領會眾思想在今天動盪的社會下,基督徒該以什麼標準作為思想和行為的基礎,該怎樣用上帝的眼光去生活,以基督賦予的智慧跟對立的人相處。
前言/
當今年輕人尋索著香港正處於什麼時代,是一個什麼地方。香港人在這個時代和空間會不住的問:我們能夠做些什麼?特別是那群願意跟隨主耶穌的人,在信仰和神學上尋找出路的過程當中,往往遇到的是社會的對立。2014年9月戴耀廷等人發起佔中運動,社會上不少人說是一個新的、公民抗命、不認命的時代的開始。可是當這種口號和精神狀態在社會蔓延之時,盧牧師叮囑基督徒要知道,一個時代的開始不是由人創造,不是由一個運動展開,而是上帝按著祂的旨意開拓出來的。 他認為不論在任何時勢環境下,基督徒都不應該專注於自己的想法,而是洞察上帝給予我們的符號,辨別天氣和時代特徵,從而懂得怎麼在變遷的時代裡作出適當的回應。
一/ 階級、族群的分裂
盧牧師指出在保羅書信,尤其是哥林多書信中,講述了教會的分裂和對抗。他以林前1章10-17節中所提及教會與外界社會接觸而引起的分裂,例如可否吃拜偶像之物、可否在廟會中吃喝等,延伸至當今社會中各種分裂:今天香港貧富懸殊的情況令仇富情緒日益增長,社會對教會與地產商合作、教會參與地產霸權的控訴亦隨之上漲。盧牧師以耶穌若不是能葬在有錢人的墳墓,就會死無葬身之地一事,說明祂的跟隨者裡也包括有錢人。因此,現今那些認為教會只可與窮人站在同一陣線,而必須跟有錢人對抗的思想,是錯誤的。他表示時下許多人認為教會應該只作服侍,不應賺錢。但是,教會雖然是非牟利機構,卻需要營運經費。盧牧師給「非牟利」定義為牟利之後不能分享當中的利潤,而是利用得到的收益,按照教會的信仰和政策作服侍人的工作。縱使社會上不斷賦予不同標籤給各個階層,迫使教會在各個議題上作出二選一的立場,基督徒卻必須保持清醒,辨別有否袒護任何一方而與另外一方對立的必要性。
二/思想的分裂
盧牧師認為保羅是新時代的開創者,因為他打破了階層、地域、民族的限制,將本來只屬於猶太人的信仰轉化為普世的信仰。但正正就是保羅,不但到處被追殺和否定,還在早期教會中惹起很多爭議,被當時的一些信徒,甚至包括使徒行傳的作者,極力的質疑和不敢確定他的「使徒」身分。保羅經歷其中一個最大的核心,就是各式各樣的衝突、批評、撕裂,所以他在所寫書信中自然而然最關注就是教會分裂的問題。
保羅之所以會被質疑他常自稱的使徒身分,是因為他根本沒有見過及跟隨過歷史上肉身的耶穌,而他的思想打破了當時猶太人(包括一些猶太信徒) 對救恩的認知;他的福音是當時候革新的、前所未有的。盧牧師道出雖然羅馬書15章記述保羅本來的計畫是去當時被認為是地極的西班牙傳福音,但是保羅最終卻回到危險的耶路撒冷,為的是把傳福音路上從外邦教會收來的奉獻,就是外邦教會向猶太人還屬靈的債,親自帶回耶路撒冷。在保羅十三卷書信中,除了羅馬書和加拉太書有著重討論「因信稱義」之外,其餘的大部分篇幅都對此毫不提及。對保羅來說,他所傳的不是現今所廣傳「因信稱義」個人得救的福音,而是在羅馬書、加拉太書、哥林多書常提及的「勸人與上帝相和好」的福音。這個福音是要叫仇恨廢除,叫雙方合為一體的(弗2:14-16;參羅 5: 1-11;林後 6: 17-20;加3: 26-29)。保羅所傳福音的特別之處,可在使徒行傳21: 17-26中雅各和他的對話中看到:當時在耶路撒冷,那些既相信耶穌為基督又熱心律法的猶太人成千上萬,但保羅卻教訓一切在外邦的猶太人「不要給孩子行割禮、也不要遵行條規」(徒21:21-22)。保羅為什麼寧願冒著被捕的危險也要回到耶路撒冷?因為他看重的是他這個外邦人的「使徒」和猶太基督徒的彼此接納和合一,傳的是要叫上帝與人相和好、人和人相和好的福音。保羅的福音是外邦人不需要守猶太人的律法,不需要行割禮,並且外邦人和猶太人,都可以成為上帝的子民。這福音是強調所有人必須遵行猶太人的律法又信耶穌的人不能夠接納的,因此造成保羅所面對的強烈反對。
盧牧師借用保羅的遭遇並引用了傳道書裡所說「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傳1:9), 點出雖然我們如今面對的21世紀香港雖然是前人未曾見過的,可是這時代的危機、撕裂、問題、罪惡權勢卻不是新事。對保羅來說,撕裂的權勢是罪惡的結果,撕裂的社會是罪惡權勢在人當中破裂的關係。當保羅看到那群被耶穌基督救贖,尊耶穌基督為主的人同樣面對這些撕裂的時候,他選擇冒死也要傳和好的訊息。在保羅的時代,行割禮已經成為猶太人的民族記號,是猶太人必須要守的割禮。可是保羅之所以教外邦人不要行割禮(他從來沒有反對猶太人行割禮,更沒有要求他們不行割禮),是因為他們是外邦人,不是猶太人。他們能成為上帝的子民,全賴上帝的信實、福音的大能、十字架的拯救。若然外邦人必須行割禮,變成猶太人才能得救,那麼基督的十字架就會落空了(林前1:17;加2: 19-3: 1)。
保羅的嶄新思想導致當時的基督徒自行分門別類――有的稱自己屬保羅,有的屬亞波羅,有的屬彼得,甚至有的說屬基督(林前1:12)。盧牧師在此反問會眾,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豈不是重新和上帝相和好,並且消解人的仇恨嗎?因此,基督不是一個派別,而基督徒也不能稱自己是屬於誰的(林前 3: 4-9)。盧牧師繼而讓會眾思想,基督徒認真的標準和基礎在哪裡?撕裂的、對立的香港,各人自以為正義的香港,是否就是上帝喜悅的香港,是否你和我想見到的香港?在當今香港人喜歡誇口自己,的知識、智慧、策略當中,保羅卻特別提出基督徒「並不用智慧的言語,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林前1:17;2: 1-5)。並不是保羅想反對智慧,而是要讀者留心在18-31節中所提到的,什麼是真正的智慧,什麼是真正的愚拙(參林前2: 6-8)。
三/ 真正的智慧和愚拙
盧龍光牧師提醒基督徒,要用聖經當中上帝的話語和原則,去批判我們今天所相信的。他指出,十字架才是上帝智慧的記號,並非抽象的觀念和理論(林前1:18)。原來上帝的智慧不是各式各樣的律法、原則、口才和知識,乃是那位很具體、很真實的釘十字架的基督。這耶穌基督為我們釘死在十字架,不單單是件歷史事件,它所隱含的意義超越了時空,像保羅所說「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腓1:21;參羅14: 7-9;林後 4: 7-11;5: 14-15;加 2: 20;6:14-14)般,發動在在基督徒每一天的行事為人當中,以釘十字架基督作為生命智慧的記號。
四/ 復和與受苦
盧牧師表示,基督徒像一些猶太人一樣,在現今世界總盼望看到超自然的神蹟(林前 1: 22),好像舊約時的以利亞、以利沙,期盼著天上的軍隊和馬匹打倒(王下 2: 11-12;6: 15-17),又好像早期的基督徒,希望上帝審判羅馬帝國,使它突然傾倒一樣(啟 18: 1-10)。正如在六四事件、雨傘運動中,很多人希望看見神蹟的出現,可是現實卻往往事與願違,甚至弄巧反拙。可是,這也道出一個事實:歷史裡所發生正義合理的事情,並不是靠人的意志去改變,亦不是按照人的計算、策劃來達到高尚的目標。盧牧師從而指出,我們自以為正義的事情,很多可能只是人一己的想法和智慧。透過雨傘運動從「以和平和愛佔領中環」的口號,到後來衍生暴力的過程,盧牧師重申保羅強調的不是智慧或神蹟,而是那位有血有肉釘在十架上的耶穌基督。盧牧師認為基督徒更加應該關注的是怎樣活出基督,作一個好的見證。就如保羅為著使人與神和好,站在猶太人和外邦人當中,卻被稱為出賣民族的叛徒!盧牧師勉勵基督徒縱然會遇到謾罵和反對,仍然要誇口釘十字架的基督,以行動表達出基督的愛。
總結/
今天基督徒所見到耶穌基督被釘在十架這麼重要的歷史記號當中,可以怎樣轉化為自己的生命記號?耶穌基督將我們帶到我們生命的最高,就是上帝自己;祂代表著上帝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林前1:30)。當中的公義,就是一個與上帝合宜的關係――本來人和上帝是沒有關係的,竟然得以和神建立約的關係。今天社會裡雖然充滿了不同立場、不同經驗的弟兄姊妹,但盧牧師呼籲基督徒要相信這些兄弟姊妹的真誠,每一個人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從耶穌,因此我們沒有權利作出自義式的批評和判斷。我們只能一同謙卑在上帝和十字架面前,努力活出釘在十架上的基督,在家裡、教會、社會中成為真正使人和睦的人,並且敢於提出復和的信息。基督徒在分辨智慧與愚拙時靠的不是自己的學問和理論,而是靠賴那位釘在十字架的基督――祂的生命,就是上帝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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